​中华民国史人物传：陈达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陈达

陈达，字通夫，1892年4月30日(清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四)出生在浙江余杭县的一普通农民家中，父母都不识字。陈达七岁时，在村里私塾就读，十四岁进余杭县立高级小学，学习勤奋,三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杭州府立中学(后来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

1911年，陈达在杭州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备班。次年赴北京，在该班学习四年，1916年毕业后，由该校公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二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鉴于我国人口众多而国家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他抱着谋求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愿望，选择了该系的人口和劳工问题专业。1919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该校研究院深造。其间他发表了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多篇,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并得到好评。1923年，该校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此时曾有人以优越的待遇请他在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他本着“人口救国”、学以致用的初衷，决定回国。

1923年秋陈达回国后，任教于母校清华学校，讲授《社会学原理)。他宣传国人应节制生育，降低人口出生率，以摆脱贫困的现状。他调查了清华园内校工的生活状况，在校刊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学术界阳重视，为文科的研究方法作出了良好的先例。1925 年美国学者发起筹组“太平洋学会”,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召开成立大会，陈达以个人会员的

身份出席，会后赴福建广东调查劳工问题。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陈达就任该校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聘了著名学者潘光旦等人到系任教，以加强该系的师资力量。1929 年春，再次到闽粤等地搜集劳工问题资料,著《中国劳工问题》书出版。同年冬，被邀往夏威夷大学讲学,回国途经日本、朝鲜，曾考察当地劳工状况。1931年5至8月，陈达在上海、无锡调查工人的生活概况,并研究工厂法。次年他与友好数人在北平组织妇婴保健会，成立节育指导所,在报刊上创办“人口副刊”，加强了节制生育和提倡晚婚的宣传。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任命陈达为内政部户政司司长，陈达视事数月，以官场人事关系复杂悄然离去，仍回清华执教。

1934年冬，陈达去爪哇、邦加岛、马来亚、新加坡、暹罗、柬埔寨等地，从事南洋华侨问题的研究达半年。1935 年夏，他趁休假一年之机，先至苏联、后又去西欧诸国考察，特别注意调查了德、意等国的劳工状况，以及苏联的国营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工农劳动情况。他在参观苏联教育委员会所属的中研院后，曾在纪念簿上题词:“关于苏联的教育工作，留给我极深刻的印象，苏联的教育家无疑的要陶冶(年青一代的)新人格,应付新生活。"其后又去印度，调查加尔各答地区的农民状况。

经过这一年的考察，他发表了多种调查报告和有关专论。

陈达在人口和劳工问题上认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学堆化不移的定律。他以之运用于我国，提出了生存竞争和成绩竞争的理论，认为只有取得生存竞争的胜利，才能进一步求得成绩竞争的胜利:反之，如果能够取很得成绩竞争的胜利，一般讲，也就更容易求得生存竞争的胜利。

针对我国众多、贫困落后的状况，他认为要达到国富民强，必须对人口有大量的的增加，有长加以控制:“生存竞争与人口数量有密切关系，成增加率太快时，对于人民的谋生，当然要发生量务求减少"。他主张实行“对等的更替”，即一对夫妇育子女二个。阿时他还主张不断提高人口的质量，人口品质愈提高，女不起经济文化也就能愈加发展。他这时的人口、劳工理论,还远没牙的到与社会制度国家性质的关系，因此他的“人口教国论””在当时也和“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样，是无法实现的。

1937年抗战爆发后，11月陈达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在清华、业大、南开三校合组的临时大学继续任教社会学。1938 年初，又随校线道广州、香港,经海防迁到云南。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蒙自上课，陈达除任教社会学外，又兼任清华大学所属的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直至抗战胜利。该所设在离昆明20公里的呈贡县城内的文庙里,陈达携眷住在该庙的后院。该所从1939年初成立后，曾在呈贡县先后举办人口普查试验、人事登记、农业普查(逐户调查耕地面积、灌溉方式、作物种类，然后再选样调查使用肥料、农具及收获物市价等)、户籍及人事登记调查等多项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工作。每次调查,从拟订调查计划与各方联系洽谈、训练调查员、巡视、检查工作，直到统计、总结等,陈达都亲自参加。当时交通不便,有些地区尚须骑马代步,有时他天要骑行八个多小时;同时每周还需上课一二天， 因此备极辛劳，曾因劳累过度，在工作途中昏倒两次。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作为学术研究，国情普查研究所又与国民政府内政部、云南省政府合作,进行云南环朝市县户籍的调查工作,动员了工作人员达千余人，调查对象涉及一县的60万居民。

抗战胜利后，陈达进行大规模的工人生活现状的调查。

1946年，他在上海选择沪南、闸北等五个区，先普查了一千五百多家工厂、万多工人;然后进一步深人调查了纺织、面粉、卷烟等40种工业的家工厂。调查的项目包括工人实际收入、计件和计时工资、工人生活史等十二个方面。

陈达治学谨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坚持实际调查的科学态度。他对所有调查资料，都要经过审核、复查、订正等步骤，然后再分类统计列表。他为了弄清旧中国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查阅了十几种古书典籍和近代资料，包括《图书集成》、《通志》《通典》以及海关报告、华洋义赈会会刊、各种报刊杂志等，从而取得了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到抗战前共计二千多年来水、旱灾的发生次数,并得出比例数越往后越严重的规律性资料。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专一。他自从留美时选定社会学中的人口和劳工问题作为自己的专业后,半个多世纪锲而不舍,几乎将自已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此。他曾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容易通，我的办法是一条路，要走一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1947年初，他应邀往美国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校庆，事后至芝加哥大学讲学。他在国际学术界中具有一定声誉，先后担任国际人口学会副会长、太平洋学会东南亚负责人、中国分会研究干事等职。陈达长期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纯学术研究,是“清高”的工作，可以不鸭的。因此常自称。“我真是一个道地的无党无派者"但是1946年便发生下明最明发生了间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使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闻一多是他他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闻一多被杀，陈达悲慎境情。从此，他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不论在平时或课里讲到国内现状时，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国民党是不行，1975年1月26日，他在家突然病逝。

陈达一生培植了许多社会学人才，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研究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