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起因全录：勿忘国耻，暗流涌起浪潮

1919年的“五四”事件是风暴的中心，是整个五四运动的旋涡。在该事件之后的活动里，新式知识分子与新兴经济势力集团基于爱国心而形成的互相联合，开始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新文学和新思想变得非常流行，救国的情绪开始酝酿，而且整个运动的力量和影响达到高峰。直到最后改革者渐渐分裂，分别演化为各种派别，重组了与日后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相关的社会势力集团。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

“五四”事件的近因是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日关系便是中国最急迫、最繁难的问题。1914年8月15日，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月15日前把“胶澳（即胶州湾）租借地全境”移交给日本，不过同时应许“最终将交还中国”。1898年3月6日，德国以99年为期，从中国政府手中强租胶州湾地区，其借口是，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被中国散兵杀害，德国即于11月7日派兵强占胶州湾。现在日本却想从德国手中转夺这块土地，而其所说的最终要归还中国的这种诺言，从一开始就为国人所怀疑。第二年，即1915年，日军便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据了胶州，最后更在事实上占领了山东省的大部。山东是孔子和孟子出生、教学、逝世的“圣地”；又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居于重要地位。日本不但无意履行交还的诺言，反而对中国提出了严苛的“二十一条”，并且迫使中国政府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中日民四条约》。中国人起初还自我安慰，寄希望于“一战”后列强会以公平的解决来纠正这种无理欺凌。

因此，当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时，中国人欣喜若狂。政府宣布放假3天，而且随处都是由衷庆祝的人群。北京的大游行以太和殿为中心，18年前，八国联军也正是在这里“庆祝胜利”，当时庆祝的是德国的统帅瓦德西和其他高级联军司令率领八国联军打败了义和团。现在情势似乎恰好相反，中国是协约国联盟的一员，而德国却是战败国了。为了适应这种情绪，停战不久，中国人一向认为是侮辱象征的北京克林德碑也被移去了。全国人普遍的情感是，所有的国耻都会永远跟着这块北京人惯称为“石头牌坊”的纪念碑而消失。

克林德碑树立在北京崇文门大街，是为了纪念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事件中被中国士兵在那条大街杀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建的。碑的正面刻有中国铭文“正义战胜强权”，反面有拉丁文书写的“维护正义之纪念”。这块碑后来在一天清晨被过于狂喜的协约国士兵击破，最终被中国政府移走。

不但如此，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领袖还抱着更大的希望。11月17日庆祝协约国胜利时，大批的学生和教师参加了北京约6万人的游行。同时新式知识分子领袖，比如蔡元培等在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都表达了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这次协约国的胜利真正是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军国主义，工人和平民战胜了压迫者；李大钊甚至把这次欧洲的胜利直接称为“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或是“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其余的领袖人物，如胡适、陶孟和等，也以为这次战争摧毁了秘密外交的观念和行动，禁止了破坏法律，制止了军事干涉政治，并且击败了独裁制度。他们更假定，德国自1898年以来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和主权必将归还中国，并且“一战”期间在日本胁迫下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会在紧接着的巴黎和会里得到纠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过于天真地相信，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和各协约国政府的宣战宗旨会在战后得到落实。

然而，这种错觉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始后，就开始破灭了。从巴黎传回的消息显示，日本将要接替德国在中国的地位，而且情况可能会比以前更恶劣。在和会尚未开始之前，中日两国政府曾互相表示友好，然而双方代表团一到巴黎，态度就立刻转变了。中国代表改变态度的原因，部分因为对日本的怀疑，部分因为受到了国内舆论的压力。当时中国民众和代表的态度因南北政治的分歧而分裂。北京政府任命陆徵祥为参加和会的总代表，他在1915—1919年间担任外交总长，曾在1915年签署由于“二十一条”而议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广州军政府对此番陆氏作为总代表的任命，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各代表中，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顾维钧同情南方，明显受到了美国影响。南方主张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并且企图煽动民众对北京政府亲日态度的疑惧之情。1919年3月和4月里，中国的报纸和外国人在华所办的报纸上均有报道暗示，在中国代表团中，已有某种影响势力在暗中活动，将使这些代表只顾全日本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和会一开始，激烈的争论不但在中日代表团之间不断发生，而且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各派系代表之间也爆发开来。

从巴黎传来第一个使中国人震惊不已的消息，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男爵1月27日在五强（美、英、法、意、日）全体会议上宣布：英、法、意三国曾在1917年2月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有了这样的秘密保证，日本对和会通过其要求更十拿九稳了，而中国所赖以为援的美国却变得孤立无助了。

此外，日本代表又在1月28日五强最高会议期间，透露了中国军阀政府先前与日本政府的一些秘密妥协，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原来因为要在山东省境内建设济（南）顺（德）与高（密）徐（州）铁路，北京政府曾经在1918年9月24日和日本商谈秘密借款（西原借款之一项），因而把这两条铁路的一切财产收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同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对中国提出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七项建议。按照他所提出的内容，日本沿胶（州）济（南）铁路的驻兵将集中于青岛，而派一支队驻于济南；护路队要用日本人担任警长和教练；铁路完成后由中日共同管理。

对这些提议，驻日公使章宗祥于9月25日在换文里回答道：“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9月28日，章宗祥便与日本签订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的借款预备合同。以上这些协议，直到1919年1月28日上午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为止，都被视为机密，不曾公开。而其在和会上公开时，甚至连有些中国全权代表都还不知道。

在美国和谈委员会的卷宗里，有一个日期稍后的，发于1919年3月20日的备忘录，在该备忘录里，中国代理外交总长陈策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声明，1918年9月24日有关山东的协议本是中国不愿意发表的，因为这个协议承认了日本有权继承德国以前所有的特权。

济顺、高徐铁路的借款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给予日本法律上的依据，用来主张自身在山东和有关铁路的权益。1919年1月27日晚，美国代表团从顾维钧那里获悉中日借款和秘密协议。他们立刻向中国代表解释，这些协议使美国难以继续支持中国，中国代表们也为了这件事而感到困窘万分。他们在给中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里，提供下面这种颇为古怪的建议：

再四思维，目下只有一提出意见，将所有胶州及胶济铁路以及一切附属权利，须归中国政府管理。一由政府将此合同提交议会，与议员接洽，令勿通过，以民意为政府后盾，将来争辩时或易于措辞，即某国（美国）帮忙亦较易为力。否则，日英团结，美易孤立，不能襄助中国，前途将不知所届。请速面呈大总统裁夺施行。如果赞成此项办法，政府密交两院，令开一秘密会议，两院不通过后，仍秘密咨回政府，勿令众知。

这件事却显然并没有在国会里提出。可是借款和协定的秘密已不能长久保密，因为必然要在巴黎和会上讨论。日本在和会上提出山东议案时，所奉行的依据是中日两国1915年5月25日的协约和1918年9月24日济顺、高徐铁路的合同，以及有关与日本缔结解决山东善后条约的换文。对于这些争辩，中国代表的答复是，1915年的协约是中国在日本武力的胁迫下签订的。而且“中国既向德国宣战（1917），则情形即大不同。根据法理言之，亦为今日所不能执行”。日本代表反驳：“1918年关于铁路的合同和有关山东问题的换文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订的，所以并不能说是受了胁迫。”

前有英、法、意支持日本要求山东利益的保证，后有中日两国1918年的秘密协定，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形之下，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1919年4月30日，威尔逊、劳合·乔治、乔治·克列孟梭称他们为神圣的三位一体——在“四人会议”上（意大利首相奥南多缺席），秘密决定把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利益都转让给日本，并没有提及日本1914年所作“交还中国”的诺言。这项决议后来编入了《凡尔赛条约》第8号第156条、第157条、第158条：

第156条 德国根据1898年3月6日之“中德条约”，及其他关于山东省之一切协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特权，如胶州之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与日本。德国所有胶济铁路权，及其他支线权，及关于此项铁路一切财产、车站、店铺、车辆、不动产，又矿山及开矿材料、与附属一切权利利益，让与日本。自青岛至上海至芝罘之海底电线，及其附属一切财产，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7条 胶州湾内德国国有动产、不动产，及关于该地直接间接之建筑与其他工事，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8条 德国于和约实行后3个月内，将关于胶州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一切簿籍、地券、契据、公文书，一概让渡于日本。同期间内，德国将关系前两条所记权利、特权之一切条约、协约、合同等，让渡于日本。

除了对山东问题争辩外，中国在4月曾向和会提出两个提案。一个是说明中国“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订之条约和换文”，另一个是关于下列七点的调整：

（一）废除在华所谓势力或利益范围；

（二）撤退外国军警；

（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四）撤销领事裁判权；

（五）归还租借的；

（六）归还租界；

（七）恢复关税自主权。

以上第二个提案是中国政府准备的，至于第一个废止1915年条约的提案则是中国留欧学生向中国代表团建议的。自从和会开会以来，中国留欧学生为了监督代表团，早就组织了起来。然而，这两个提案都被和会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