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自述：从18岁被抓，最多1天接待30名日军，每天都想自杀

慰安妇自述：从18岁被抓，最多1天接待30名日军，每天都想自杀

阿莲：后来被打得我认命了，因为周围的姐妹每天都有被日军打死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我那日思夜想的家乡。

我试图避开他，但他扑向我，我推开他，但他再次扑过来。我不敢大声呼喊，我只是因为疼痛而紧锁着眉头。

“事实上，当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军人蜂拥进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发生的这一切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慰安妇阿莲（化名）回忆：我是18岁的时候被从东北长白山抓去当了慰安妇，那一年是1938年。我们乘坐的船好多天，最终在夜幕降临时抵达广东。

当早晨的曙光破晓，军车就来接我们，经过一段漫长的旅程，我们看到了部队的营地，同时也看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建筑，那就是所谓的慰安所。

我们抵达那个慰安所时，已经有五六名女性在那里。无论她们的年纪大小，慰安所的管理员都要求我们称呼她们为“姐姐”，每个姐姐带领着几个新来的女孩，像分配了小组一样，需要听从她们的安排和指导。

我们到达慰安所后，因为年纪太小，那些先来的女性开始给我们传授“工作经验 ”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在这个教育过程中，我无数次感到恶心和哭泣，回想起在家中的时候我还是个天真无知的孩子，却要承受这样的经历，这让我每天都以泪洗面。

在这里，为了方便日本士兵，他们给我取了个日本名字，玲子。也就从那时起，我不再是阿莲，而成为了一个名叫玲子的日本慰安妇。

我的第一次“服务”是两个军人。第一个是一个年纪较大的军官。我非常害怕全身发抖试图避开他，但他力气太大了扑向我，暴力的撕扯着我，打我，最后我挣扎到没有力气我推开他，只是因为疼痛而紧锁着眉头承受着地狱般的生活。

慰安所是一所很大的民宅改建的，哨兵们会 分班次在慰安所周围巡逻。慰安所内有很多个小房间每个房间狭小到只能容纳一张床，就像牲口的棚子，我们就是在棚子里供人使用的牲口。

后来被打得我认命了，因为周围的姐妹每天都有被日军打死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我那日思夜想的家乡，只要有军人进来，我就会服务他，他离开后，又有一个在外面等待的人进来。就这样一次接一次，一天接待的军人有时是30个人，有时是40个人。虽然我活下来了，但是每个漆黑的夜晚我都怕回家才是我那不敢醒的美梦......

再讲述一位有同样悲惨经历中国妇女。1942年山西的秋天，天刚蒙蒙亮，一队日军跑进了村子 ，领头人一藤点名要找山西长得最好看的女人，也就是王炆娥。很快，他们来到王炆娥家里到处搜查，在地窖那儿抓住了她，把她拖去山上，家中仅剩下她五岁的儿子和两个月大嗷嗷待哺的女儿。

到了日军的慰安所，和王炆娥一起来的是几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日军将她们带进院子，各自锁进一间窗子都被封死的小屋子里。午饭后，日本兵都来到关着王炆娥的这间房，轮番对他进行了强奸。接下来一到了晚上，日军便把她带到一藤那里，殴打折磨之后，白天再带回小房间里去服务日本士兵。

当时被抓去院子里的女人大约20多个，日本兵不让她们穿衣服和裤子，光着身体睡在抢回来的被褥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任意掀开一个被窝钻进去，当众强奸。没多久，王炆娥就被关进一间大房子里，白天夜晚都不能休息，最累的一个晚上，十多个日本兵从她身上过去。她的脸和眼皮全都肿了起来，下身经常出血。后来，她被在日军内部做地下工作的李四银救出。回到家的王炆娥听邻居说，两个月大的女儿因为缺奶水，半个多月后就饿死了。王炆娥伤心痛哭，瘫在炕头......

就算现在韩国拆掉了慰安妇雕塑，但是抹不掉曾经的历史的。

韩国的慰安妇金君子（김군자音译）后来回忆道。通常在晚上，慰安所的管理员会来检查当天慰安妇们接待的军人数量，接待的人数少的和犯错误的慰安妇都会受到惩罚。

在服务日本军人的过程中，如果有反抗行为，我们也会受到毒打。我们必须将接待的军人当作“客人”，非常恭敬地服务他们。如果所谓的“客人”认为我们又不恭敬的态度，管理员对我们的惩罚是毫不留情的。

此外，管理员还会统计我们每天接待的军人数量，并按照相应的顺序排名。那些接待军人较少的慰安妇，是会不按时给她们吃饭，即使给了一点儿饭，也可能是一些难以咽下腐烂变质的食物。

金女士回忆道：初期接待军人时，我害怕得发抖，非常想家。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逐渐适应并且可以反击那些粗鲁的军人，即使军人打我，我也敢和他对抗。

后来在慰安所里，我看到了一些尝试通过服毒或者患病结束生命的慰安妇。我对她们深感同情，但每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活下去的决心就更坚定。

1941年，我在21岁的时候，结束了在那个慰安所的生活，转移到了广东市内的一个叫作松之屋的慰安所。

在我们入住松之屋慰安所不久之后，松之屋的管理员就宣布：所有的女性要立刻准备启程，前往新加坡。

我带着病痛的身体与她们一块上了船，艰难地抵达了新加坡。

新加坡的那个慰安所坐落在一座既宽敞又大型的建筑里。尽管这里的条件比我之前待过的地方都要优越，但我仍然每天都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当我明白我一个人无法改变现在的处境时，开始日渐频繁地借酒浇愁。在我们偶尔的交谈中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慰安妇所遭到的伤害，不仅仅在身上更在心理上。

在这几年的生活中，我目睹了许多慰安妇因为无法忍受这悲惨的生活，有的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正像文中所有慰安妇的悲惨遭遇一样，日本从来都不能因为时间推迟让我们忘记屈辱的历史。